党员干部不可做有偿中介
案例
近年来，各级纪委查处通报的一些典范案例，有不少涉及“违规从事有偿中介运动”这一违纪行为。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中国人民工业包管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沈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其中就有违规从事有偿中介运动；张家界市慈利县燕子洞粮库和军供站原联合党支部书记、燕子洞粮库主任符立鹏违规入股相关粮食企业、违规从事涉粮有偿中介运动、违规在涉粮企业兼职取酬，获取巨额利益；武汉市委原常委、武汉开发区工委原书记、汉南区委原书记胡洪春不法从事虫草销售等有偿中介运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刘侃从事有偿中介运动，收取中介费等。这些案例均指向了党员领导干部从事有偿中介的违规行为，连带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涉嫌犯法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十四条列出6项违反有关划定从事营利运动的行为，其中第（四）项就是从事有偿中介运动。关于这些行为，该《条例》划定：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取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观察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理解《条例》中的这项划定需要掌握两个要害词，一个是“违反有关划定”，一个是“从事有偿中介运动”。所谓“违反有关划定”，指的是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划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就“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运动”作出6条行为划定，其中第5条就是禁止“违反划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第（十六）项的划定和要求是，不得“违反有关划定从事或者加入营利性运动”。所谓“从事有偿中介运动”，是指通过为市场种种主体提供信息、介绍业务、开展咨询等而收取钱财的一种经济运动。在这种有偿中介运动中，组成违纪行为的主体是党员干部，其违纪行为在客观方面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进行了中介运动，二是收取了钱财。如果行为人进行了中介运动，但未收取钱财，不组成违纪行为。显然，从事有偿中介运动实质是一种经纪人的行为。经纪，意思是做生意。经纪人，凭据2004年经国家工商行政治理总局修改的《经纪人治理步伐》划定：“是指在经济运动中，以收取佣金为目的，为促成他人交易而从事居间、行纪或者署理等经纪业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党员干部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科学、文化等部分和企事业单位中担当一定公职的人员，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事情、为人民效劳，就要出以公心，不得公权私用；“效劳”就是奉民所求，尽责而为。角色的定位及其职责要求，都不允许党员干部以“经纪人”的形象泛起在经济运动中，把公共权力演酿成个人谋利的工具。如果党员干部从事有偿中介运动，就是把自己置于“经纪人”的角色中，也就从基础上改变了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身份和职责，改变了权力的公共属性，为权力进入市场竞争翻开了便当之门，也为权钱交易的糜烂滋生提供了温床。值得注意的是，违规加入有偿中介运动不是斡旋受贿，虽然二者在形式上都有居间牵线、赢利行为，但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方面照旧差别的。凭据《刑法》第388条划定，斡旋受贿是指国家事情人员利用自己职权或者职位形成的便当条件，通过其他国家事情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关于何谓“谋取不正当利益”，2012年“两高”宣布的《关于治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划定，“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执法、规则、规章、政谋划定，或者要求国家事情人员违反执法、规则、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划定，为自己提供资助或者方条子件。违背公正、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治理等运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有偿中介运动更多是基于信息差池称而为双方牵线搭桥。党员干部能够利用事情中掌握的社会信息与人脉资源，尽己所能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些信息效劳，做一些出谋划策、穿针引线的事情，为经济社会生长助一臂之力，本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但如果把这一优势用于从事违规营利运动，从中收取“中介费”“谢谢费”，就让效劳的性质爆发了变革。党员干部因职位和事情关系，社会接触面广，掌握的信息富厚，如果放任党员干部违规从事有偿中介运动，不但破坏了公正公正的竞争情况，还极易使党员干部在居间牟利中膨胀个人私欲，在人情请托和利益诱惑面前失去警惕，诱刊行贿受贿，掉入权钱交易的泥潭，由违纪走向违法犯法。在前面提到的案例中，沈东、符立鹏、胡洪春、刘侃都有从事有偿中介运动的违纪行为，也是由于违纪行为的一次次爆发而得不到制止，变得越发胆大妄为，最终走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当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的受贿犯法门路�？杉�，违规加入有偿中介运动虽然不是受贿，可是，如果不加以党纪的严格约束与坚决惩办，从违规加入有偿中介运动到受贿犯法，其实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这也是党中央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原理所在。
党员干部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特殊性既体现在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维护和生长人民利益为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又体现在因其手握重权而极易成为围猎工具。实践重复标明，失去监督的权力是祸殃，失去控制的私欲是灾难。多年来，党中央针对党员廉洁自律问题，宣布了一系列制度、划定和纪律要求，重复申明禁绝违规从事有偿中介运动，就是为�；さ吃备刹慷龅娜κ褂媒缦尴�，就是以党内规则形式申饬和警醒党员干部谨慎用权，守好为官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差别场合多次讲到，“当官就不要兴旺，兴旺就不要当官”。这是为官的准则，也是从政的“戒尺”。无论何时何地，党员干部身为人民公仆，理应以追求和实现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在事情与生活中处理好人情与原则、私利与公权的关系，不越雷池，不踩红线，永怀公仆之心，谨奉公仆之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对违规从事有偿中介运动等违纪行为发明一起、查处一起，并针对案件袒露的问题和漏洞，通过查纠整改、建章立制、警示教育等一系列组合拳，推动实现源头治理、常治长效，催促和规范党员干部认真履行好人民公仆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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